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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遗迎春添年味儿******

　　【新春走基层】

　　光明日报记者王笑妃

　　春节前夕，北京市杨梅竹斜街的一处非遗传习馆中，修女士正在欣赏自己绘制的金丝珐琅画：一只洁白圆润的萌兔正眯着眼睛，趴在一弯黄澄澄的月亮上酣睡。凑近端详，可见颜料的颗粒感，像把宝石碾碎，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辉。“腊月里，来体验非遗手工迎兔年，感觉年味儿更足了。”修女士说。

　　伴随着蝈蝈热烈欢快的鸣叫声，修女士和同事体验了掐丝珐琅工艺中的“点蓝”一步。桌上摆着瓷蓝、珊红、松绿等用矿物制成的釉料颗粒，修女士用蓝管轻轻拾取釉料，一点点填入金丝间的缝隙，再拿蓝铲蘸水轻揉，让颜色自然晕染过渡。“看老师示范觉得简单，自己上手才发现‘点蓝’想要出彩，其中分寸、轻重的把握还是很考验技术的。下次我还要带朋友来，一起从‘掐丝’开始体验。”修女士兴致勃勃地说。

　　非遗传习馆的创始人郭巍，是金丝珐琅画非遗传承人，他希望以活态传承的方式，让跨越元明清三代、传承六百余年的掐丝珐琅工艺，在新时代绽放出独特光彩。“在博物馆隔着玻璃罩欣赏非遗工艺品，还不能完全展现它的魅力，只有让人们亲自动手体验制作过程，才能拉近它与百姓的距离，让人明白其中的韵味和妙处。”为了便于大众学习体验，郭巍提取了景泰蓝制作技艺中“掐丝”与“点蓝”的精髓，创新成金丝珐琅画的形式，省去了烧蓝、打磨、鎏金等纷繁复杂的操作工序。

　　为了让掐丝珐琅工艺从宫廷御用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郭巍将金丝珐琅画与人们生活日用的车载香薰、餐具装饰、化妆镜等结合，设计成别致的文创产品。和修女士一同来体验的李女士，选择在杯盖上绘制一朵亭亭玉立的芙蕖，“以后我打算在单位里每天用这个杯盖，这样就感觉非遗一下融入了我的生活”。

　　郭巍还尝试用金丝珐琅画的形式表现油画、卡通、插画等不同风格的绘画，以贴近现代人的审美。传习馆的墙上，挂满了一幅幅以细薄金丝掐制成各种花纹，再填进珐琅釉的瑰丽画作，有传统题材如九色神鹿、五福捧寿图，也有栩栩如生的雪豹、憨态可掬的卡通熊猫。

　　每年春节，郭巍都会以当年生肖为主题设计金丝珐琅画的图案。去年，他对瓦当形象中的“虎”进行二次创作，为虎加上三只翅膀，象征“如虎添翼”，数量则对应着天地人三才。今年兔年，他既为学员们准备了来自敦煌藻井中和谐典雅的“三兔共耳”图案，也准备了许多可爱的卡通兔子形象。郭巍介绍，春节前后，也有客人选择绘制春日的花卉来讨个彩头，如象征“和和美美”的荷花或寓意“玉堂富贵”的玉兰花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传习馆的窗边摆放着许多玲珑可爱又喜庆的杯盖，有的上面绘有在圆滚滚身子上长着翅膀的“小仙兔”，有的在红底上以金色描出融合祥云图案的“福”字，有的绘有结着白霜的火红柿子。郭巍介绍，这是前几天一群放寒假的小学生来给家人制作的新年礼物。

　　在杨梅竹斜街，许多店铺已经贴上了红底墨书的福字和春联，端庄优雅的“古典”仙兔、灵动讨喜的“卡通”萌兔等非遗文创也被摆上了橱窗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体验制作老北京兔儿爷、毛猴，以及修复古陶瓷的“锔瓷”“金缮”工艺等非遗手工艺，过一个有浓浓年味的春节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11日 03版）

东西问｜王素：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题：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

　　——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

　　中新社记者李京泽高凯

　　每逢年终岁尾，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的世态百相。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，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，其蕴藏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。

　　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？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、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，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？未来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指出，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，看到汉字，就看到了文化，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“汉字文化圈”，再从“汉字文化圈”大步迈向“地球村”，应该为期不远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每年进入12月份，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，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。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？

　　王素：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“汉字文化圈”。二战后，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的“东亚世界论”，认为“东亚世界”是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的世界。该世界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、儒教、律令制、佛教四要素。除中国外，东亚地区的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蒙古国，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越南等国，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，属于“汉字文化圈”。直至今日，这些国家仍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
　　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，除了“汉字文化圈”因素外，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，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。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，也是华人、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的重要纽带。

“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”记者会，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。陈永诺摄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汉字的起源与发展，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。您认为汉字有怎样的特殊性？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，汉字有何重要的社会作用？

　　王素：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，俗称表意性方块字，确实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。汉字的起源，一般认为来自原始的图画。每个汉字都有形、音、义三要素，字形排第一。所谓象形字，就是图画。

　　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《悉昙：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》书中指出：中印文化传统不同，中国重文字，印度重声音。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。

　　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序》记“六书”排序：一曰指事，二曰象形，三曰形声，四曰会意，五曰转注，六曰假借。前四书属于造字法，后二书属于用字法。造字法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。

“字由人──汉字创意集”展览在香港举办。陈永诺摄

　　汉字的特殊性还在于字、词不分，只字可作单词，合成词可分单个字，一字多义，一词多义，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，对于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，都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。

　　譬如，杜甫在《春日忆李白》诗中写道：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。”庾信的诗，到底是清美新颖，还是清奇新艳？鲍照的诗，究竟是英俊飘逸，还是轻俊闲逸？什么诗算得上清新，什么诗算得上俊逸？实际都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而这种语境，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的社会作用。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，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。

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《汉字——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》展览。刘占昆摄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，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？

　　王素：汉字在“汉字文化圈”所属国家和地区，读音或有不同，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。只要粗知汉字的造字原理，看图识字，因形辨义，就能进行交流。

　　从古至今，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“笔谈”的传统，在“汉字文化圈”所属的国家和地区，也有大量汉字“笔谈”文献。据研究，不仅有中日、中朝、中越、中琉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，还有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之间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，甚至还有朝鲜、琉球、越南三方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。

　　晚清著名诗人、外交家、政治家黄遵宪，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“笔谈”后赋诗云：“舌难传语笔能通，笔舌澜翻意未穷。不作佉卢蟹行字，一堂酬唱喜同风。”这是“汉字文化圈”特有的人文交流景观。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。

　　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。譬如“信”字，从人从言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直言曰言。”又说：“信，诚也。”人言必须讲诚信，内心必须信守承诺。《论语·颜渊》记孔子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对于“信”字的内涵，“汉字文化圈”是有共识的。

　　其实每一个汉字，都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。看到汉字，就看到了文化；只要文化不绝，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的生命力。

古文“信”字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深度对话沟通，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。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？

　　王素：汉字的发展史，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的过程。历史上，“汉字文化圈”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，前后经历了八百年。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的国家，中国有着开放包容的胸襟，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。

　　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，首先必须规范汉字，使之能与世界接轨。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。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、保护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。

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。中国文字博物馆供图

　　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，名为《符号·初文与字母：汉字树》，很值得一读。他认为：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，后来分道扬镳，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，汉字向文字化发展。这带来“语、文分离”：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，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；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，成为一棵大树，枝叶葰茂，风华独绝。

　　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，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，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。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的国家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。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。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，繁荣文化，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，增进中外互鉴，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“汉字文化圈”，再从“汉字文化圈”大步迈向“地球村”，应该为期不远了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王素，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。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。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”委员、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”成员、“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”委员、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专家委员会委员，“点校本‘二十四史’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”修纂委员会委员。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，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《新中国出土墓志》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》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》《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》等。个人出版专著18部，发表论文、书评、杂撰等400余篇。